排污权交易，正是解决发展与环保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对企业来说，这不是花钱的问题，而是更明智的选择

人物简介：杜丹德（DanielJ．Dudek），1947年11月出生，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首席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经济学博士，1986年到美国环保协会工作，在环境经济政策领域有很深的理论造诣。1996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工作。2004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3月18日下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空港茶楼。刚从芝加哥飞抵北京，又要马上转机到海南的杜丹德博士，在这短暂的间隙里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记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又任职于美国环保协会，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组织。

杜丹德：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年，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之一，目前拥有40多万会员。30多年前，美国4名科学家在长岛发起禁止使用DDT的倡议，因为这种杀虫剂会使蛋壳变得脆弱，威胁到鱼鹰、秃鹫和猎鹰的生存。

当时，美国环保协会的创立者尝试代表环境的立场来保护环境，现在觉得这种做法很平常，而当时人们对此还很陌生。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美国禁止使用DDT法令的颁布和现代意义上《环境保护法》的产生。后来，鱼鹰的数量很快恢复，秃鹫和猎鹰也从濒临灭绝的名单上删除了。

之后，美国环保协会聘请了许多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律师，他们中许多人是原来在政府工作的，离开政府部门后，来推动被政府忽略或者政府做不到的工作，探索在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如何去保护环境。希望排污权交易能在中国生根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工作的重心集中在一个被称作“排污权交易”的领域，并一直致力于这一项目在中国的推广与宣传工作。对多数读者来说，这是很新鲜的一个理念。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排污权交易”是怎么回事？

杜丹德：“排污权交易”是一项新的环境政策。通俗地说，就是建立一个可以买卖排污权的市场，使企业能够主动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记者：就是说，排污权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企业只要花钱就可以无限增加排污量呢？它是如何运作的？

杜丹德：这个项目的主要特点是，为企业规定了准许排放的总量，我们的总量控制越严格，准许排放的总量规定的越低，企业就越有动力去寻找适当的技术来减少排放。

假设有A和B两个工厂，实施这一政策前，都没有减排要求，A和B每年都要排放2万吨的二氧化硫。现在总量控制要求减少排放量的50％，从2万吨减少到1万吨。如果工厂A能有效地减少15000吨的排放量，而工厂B只能减少5000吨的排放量，这时，工厂A可以选择把富余的排放许可存入银行，留待以后再用，也可以选择把这些排放许可卖给工厂B。而对工厂B来说，就必须从A或其他地方购买所缺的排放许可。这就是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运行模式。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确定环境目标、准确监测企业的排放量、确认每个企业都持有排放许可证。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推广这一项目？

杜丹德：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但是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希望排污权交易这一新的环境政策能够在中国生根，其结果是能为中国人民带来健康的环境。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记者：“环境经济学”，这看来好像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组合，因为环境与经济似乎经常互相冲突。作为环境经济学家，您的使命是什么？

杜丹德：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呢？我认为这很简单，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是让人融入到环境问题中去，而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事。每个人都有为提高生活水平挣更多钱的动力，要让这种动力与保护环境同时进行。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护环境并提高环境质量，但这种方式也能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2001年9月，“排污权交易”这个机制首次在江苏南通进行试验运行，现在它的推广情况如何？

杜丹德：2002年3月，我们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启动了“4＋3＋1”项目，山东、山西、河南、上海、天津、柳州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都已参与到这一项目中来。记者：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比如，对环保投入的认识。

杜丹德：我要向人们表明通过控制污染，他们也能挣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损失钱。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能源效率，用最小量的排污指标，完成自己的生产目标。这不是花钱的问题，而是更明智的选择，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记者：如果坐在您面前的是一位企业家，并且是会产生一些污染的企业，您会如何“推销”“排污权交易”这一理念？

杜丹德：我们会通过和企业一起开研讨会，一起来论证这个理念；也会有一些示范的工作，比如我们正进行的“4＋3＋1”试点项目；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会对企业进行成本核算，帮他算算进行排污权交易和不进行排污权交易的账，进行一个比较。当然我们也通过媒体来传播这个政策的好处。希望对世界、对人类都产生好影响

记者：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中国的重要任务。您认为“排污权交易”这一在美国成功实施的经验，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一个好方法吗？

杜丹德：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中国是在1991年，那时候中国和美国都在开始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污染排放的试验。在美国，我们已经在实施排污权交易，而中国正在开展排污收费制度，我被邀请给中国的环保官员介绍美国正在进行的环保革新。他们对新观念很感兴趣，愿意尝试新的办法。

排污权交易这一政策，正是解决发展与环保矛盾的一个好方法，是以更经济、更省钱的办法来减少排污，与传统的方式相比，这个项目中企业能省钱、政府能省钱、公民能得到清洁的空气，是个“三赢”的办法。

这一环保政策在美国有很长的一个实践过程，有长时期的立法基础。而中国的立法基础还需加强。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加强推动立法和执法的力度。我认为中国在环保方面的执法力度和违法成本都有偏低的问题。

记者：中国的领导人非常重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其中都包含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您对此有何看法？

杜丹德：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很重要的思想。这不仅仅是考虑财政、经济、GDP，更重要的是考虑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

记者：您活跃在中国的环保界已有十几年了，2004年，您还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国家“友谊奖”。您在中国的环保工作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对中国的环保工作有哪些心愿？

杜丹德：我认为环保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它给我充分的领域来想象、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到我工作的终点在哪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快的国家，环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很幸运地发现，中国政府也很重视环境问题，中国有很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引进排污权交易，希望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所有的中国人都受益。不只是对中国，希望对世界、对人类都产生好的影响。

本报记者　李舸摄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2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