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毕业的杜丹德先生至今还保存着1970年4月2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头版，上面刊登着创立地球日的故事，作为一名21岁的士兵，刚刚从南韩返回纽约，参加了熙熙攘攘的庆祝人群，但这张报纸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虽然我知道参军回来就在马萨诸塞大学工作，但当时我对未来并没有任何规划。”杜丹德说“当时刚从韩国服兵役回来时，就知道第一个地球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韩国时对韩国人的回收再利用意识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就想这也许会改变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他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博士曾是老布什总统的环境顾问，他当时打破了解决酸雨问题的僵局；他曾漫游世界，与美国州长们、政客们、环保局的官员们以及被俄罗斯称为“改革之父”的生态学家亚历山大博士共过事；他受到过英国首相布莱尔、中国前总理李鹏、现任总理温家宝以及历任的中国国家环保局局长们的接见。

        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酸雨问题专家，杜丹德博士频繁往返于位于纽约州的家与中国之间，他是许多组织和委员会的理事，致力于控制酸雨，2002年他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美国合作方的带头人，参与了中国的二氧化硫减排项目，中国的减排目标是20%，这相当于关闭150个火电厂。去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这也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环保协会推广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中国环境政策管理能力的提高的认可。

        杜丹德博士一直致力于推广排污权交易理念，这个办法规定了一个电厂或者是工厂的污染物排放量，当它的排放量比政府规定的要低的话，它可以选择将多余的指标储存起来为将来发展用，或者可以将指标卖给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别的企业。这就保持了污染物在总量上的水平。用句行话说，这种理念称为“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杜丹德博士长年工作的成就之一就是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包含了排污权交易的内涵。

        杜丹德博士是于199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在了解到杜丹德的控制酸雨的战略后，邀请杜博士来中国讲学，他初期的任务是为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即在控制污染的措施中引入经济手段，但是从那时起，杜丹德博士就深深地被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所吸引。然后他开始将排污权交易的成果引入中国并逐步通过示范项目来予以证明。这一经济手段在中国的环境管理领域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在杜丹德博士的脑海中，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碰撞，这对杜丹德的个人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增强了他改善环境的使命感。作为收养了两个中国女儿的父亲，他说，“女儿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作为一名父亲，我对孩子负有巨大的责任，对环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拥有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的16个，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是沙漠，并且沙漠化以每年1300平方千米的速度递增，以这种速度的话，到2020年，将有300万人受到缺水和土地沙化的影响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杜丹德对中国环境管理的主要策略是市场的力量可以来改善环境而不是与环境相矛盾。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重点对因排放引起的酸雨问题、烟尘和气候变化加以严格控制。虽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但是杜丹德博士还很乐观。

        “对中国而言，对人口和环境的控制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记住，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她对世界环境和全球经济的每一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美国环保协会对环境保护与众不同的方法就是强调科学，利用经济和市场机制来达到一个合理的持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被证明是可行的。”杜丹德的事业生涯开始于1973年的马萨诸塞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了农业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者，在美国资源经济委员会工作，从1982年到1986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大学农业和资源经济系任教，主要研究酸雨。“我在1982年在马萨诸塞大学任教员，那时的水资源中心开发了一种非常好的监测系统来收集酸雨影响的数据，对波罗教授和其它一些志愿人员从某地区的池塘和溪流中提取水的样本非常感兴趣。”

        一名资源经济系退休的教授约翰还记得杜丹德是一名很出色的学生以及非常棒的同事。他说，杜丹德在任何方面都很独特。首先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强的能力和自主性，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善于思考的人。在讨论会或讲座中从不当众指出某教授的错误，但课后，却十分执着地与教授争论，经常会问：“您是否尝试过这种方法？”这种敏锐程度在其它学生中是很少见的。

        当问及杜丹德博士什么是他事业中印象最深的时，他说，“我拥有一种让世界环境变得更好的‘特权’。自然有其自身的形态，我有信心使得其恢复原状并向更好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