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球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各国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作出的自主贡献也远远不够。为此，我们亟需加快投资低碳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气候变化正在全球造成无数的公共问题，也是人类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合作难题之一。首先，现今全球绿色投资严重不足。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估计，到2030年，我们每年需要4.5到5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现绿色转型。这给如何筹措资金提出了巨大挑战。

然而，全球绿色投资仍呈现失衡状态：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的16%，但占据了近80%的相关投资；相反，发展中国家人口高达84%，却仅获得不到20%的投资额。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迹象。能源领域的投资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投资额也只相当于确保1.5℃的全球变暖控制目标估计所需投资额的50%，而在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的投资就更少了。要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减排，必须将更多资金引入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巨大的未开发减排潜力。

作为一名来自新西兰的经济学家，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模型研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行动。那么，如何动员私人投资者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呢？我认为，投资者需要获得三方面支持：一是确切知晓投资方向；二是获得政策激励；三是获取投资所需的必要信息与资源。具体而言：

首先，投资者需要明确知道应该投资什么领域。这需要基于模型分析提供相关信息，比如投资电网基础设施还是可再生能源等。

其次，即便明确了投资方向，也需要政策激励措施促使投资者实际行动。碳交易市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像中国实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就为企业提供了减排激励。近年来中国碳市场价格明显上涨，这为低碳投资带来长期利润预期。不过所有碳交易市场都面临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制约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为此，建立独立的政策建议机构将有助于提高政策可预测性，增强投资者信心。

面对这些多方面需求，模型研究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一方面，它可以评估不同投资方案的经济和环境效果，为政策制定和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模型研究还可以探索各种政策组合带来的影响，帮助设计出一个互相协同、激励一致的政策体系。具体来说，模型研究可以发挥三大作用：

第一，评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投资的系统影响。模型研究可以帮助确定规划电网基础设施的需求，选择最佳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保证电力系统稳定性等。

第二，评估碳价信号和相关政策对低碳投资的影响。这可以支持碳交易市场的设计优化，建立独立的政策建议机制，提高政策可预测性。此外，模型研究还可以评估市场改革、监管协调等政策效果，制定出一个协同一致的政策体系。

第三，探索国家间大规模资金转移的可行方案。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碳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支付减排费用，以帮助后者实现减排目标。这需要模型研究先评估发展中国家不同减排情景下的排放趋势，再据此设计交易方案。我曾与智利合作开发模型，探索新西兰如何通过购买智利减排额度来实现自身减排义务。这有助确保资金真正投向发展中国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体系转型，而非只是零星地支持部分项目。

在这一过程中，模型研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多个尺度上进行经济和综合建模，可以帮助引导投资者朝着他们需要的方向前进，引导政策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相关研究可以支持可再生电力行业内的详细规划和决策，也可以了解相关措施对普通人会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了解我们的系统与自然、不可避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在运用经济和决策进行模型研究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并非绝对准确的预测工具，而是用于探索多种可能的未来发展情景，比较不同决策方案的影响。这需要模型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保持高度沟通和合作。一方面，决策者可以提供关键信息指导模型建立；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根据模型结果调整决策。只有双向互动，模型研究才能真正服务于决策需求。